[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现在的大学学制安排如果可以调整，暑假或许可以延长到四个月，让学生自己休息两个星期后，其他时间都到工厂去实习，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 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工作在任何岗位，我认为，只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工作，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 只要产学研用四方精诚合作，一定能研发出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造船技术和管理手段，将人力、材料、资源的使用量降到更低，并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更有优势地与其他国家竞争，实现造船强国之梦。
我的大学
我自幼热爱船舶和海洋，1935年高中毕业，我满怀理想地考入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这所大学在机械制造和造船等工程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声誉。我在工学院的造船系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船舶工程师。当时英国的工业界有规定，如果要获得工程师的资格，除了大学毕业文凭外，还需在工厂做满5年的学徒。因此，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采用了“三明治”制教育方式，即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大学学习，另外半年到工厂当学徒。
在大学学习期间，为了打好基础、拓宽视角，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我修读了大量的课程。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基础课程、应用力学、热工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机械振动学、船舶原理、船体强度与振动、船舶摇摆与操纵、船舶设计等专业课，我仔细研读，认真演算。除此之外，我还自己选修了工程经济和工程生产，以及航空力学。我认为，前两者能帮助我从宏观的角度认识造船业，而后者则便于我从另一个视角认识船舶运动的机理。
除了学习，我对社团活动也很热心。我参加了学校的工程学会（高年级时，我当选为理事），当地的苏格兰工程师和造船者学会，以及伦敦的英国造船师学会，学到了很多课堂外的专业知识，见到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我参加的男学生俱乐部每周三晚都会举行模拟议会，我常去旁听，并接触了当地的一些政治活动家。我也是国际学生俱乐部的活跃分子，每周日和假日的一些文化交谊活动我都很少错过。4年级时，我当选为工学院学生代表，参加大学的学生代表会，成为同学们的一名喉舌。当地大学生常利用星期日进行各种公益性的、支援正义斗争的活动，例如上街为市民免费医疗服务的医院募捐，为支援中国抗日，为支援西班牙抗击佛朗哥叛军的国际纵队等捐款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周末，我常和同学们到市郊远足、旅游。我还是注意劳逸结合的，4年间没有生过大病。
在学校的六个月充实愉快，而在工厂的六个月则让我学有所用，受益匪浅。我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学到了不少实际操作。有些造船工艺，不经过实际操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窍门。工人们看我工作有干劲、能吃苦，并善于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都很愿意教我。回国之后，由于能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的优势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现在的大学学制安排如果可以调整，暑假或许可以延长到四个月，让学生自己休息两个星期后，其他时间都到工厂去实习，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干一行，爱一行
1940年5月回国，我先在云南昆明市同济大学任讲师。之后，同济大学迁到四川李庄，我未随学校北迁，便到了重庆，在重庆民生机器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的最大造船厂）访问留英学长王公衡时得该厂总工程师叶在馥接见，并得到他的赏识，留在该厂工作。这时期，我对船舶设计、制造和修理遇到的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能解决问题的见解，这份工作让我受益匪浅。当时，在川江（长江上游）航行的船舶有不少特点，我常常沿着江岸勘察船舶航行时掀起的波浪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分析，在业界提出了增大船宽、削瘦首尾的建议，并且用船舶阻力理论分析打消了其他同事的疑虑。在那之后，我参与川江最大船舶“民俗”号的设计工作。
1944年终至1946年初，我应邀参加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到美国学习考察，经过5所短期培训班的学习，还在费城海军船厂见习航空母舰监造官和巡洋舰监修官的工作共一年，获得了现代造船和修船先进技术经验。回国后，又在海军江南造船所、海军青岛造船所和上海海军机械学校任职，推广应用了在美国学到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方法。
1951年11月我被调到中苏造船公司任副总工程师，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的北冰洋船队，同时也批量建造新型的拖船、沿海客艇、水上工作船等。苏联干部只负责技术和船厂经营等重要职务，其他杂务都落到我们中国干部肩上。劳动工资、安全保护和技术培训都成为我的职责，除了技术培训外我都没有接触过，很多东西都是从头开始学的。
在短短的近十年时间里，我遵照组织的安排，南来北往更换了多个工作岗位，每到一个新的单位，都要学习新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工作在任何岗位，我认为，只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工作，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而且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接触不一样的人和物，遇到并解决不一样的难题，可以有效地拓展一个人的知识面，也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加全面。“干一行，爱一行”也是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的。
教书育人 产学研用
l954年春，船舶工业管理局通知我前往大连工学院筹建新的造船学院。可是开学不久后，又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发布的将造船学院改设在上海的通知。于是1955年春节期间，我和造船系师生从大连来到上海，之后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并入交通大学造船系，我任交大的副教务长，主要任务是筹建上海造船学院。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地点没有再变动了，但是学校仍是不断变化和发展。
交大西迁后，我仍留在交大上海部分，随后交大上海部分独立，成为上海交大，我担任造船学院教务长一职，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文革开始。虽然学校的行政工作很忙，并且有一些社会活动也得参加，但我认为一名教师主要的责任是为学生授课，在教学方面一直没有懈怠。我先后讲授了船舶设计、船舶静力学、船舶概论等课程，在教学时除了参阅苏联、英美的经典教材外，还研究留苏回国学生的笔记和作业资料，尽量让学生们了解到最前沿的造船技术。这时期，我主持了《海船稳性规范》的制定，上船去体验生活和搞技术革新等都使我学到不少新知识。
197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并感到计算机对造船设计的重要性，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计算机的应用。那时候，造船科技人员搞设计用的不过是计算尺、鸭嘴笔、积分仪、曲线板和压条等，设计一艘船花时间太多，而且所得数据还不够精确，分析范围也很狭窄。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方法，在船的主尺度分析、船舶稳性、船体强度计算等方面率先使用了计算机，还带动和组织国内有关研究单位编制有关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系统。我领导的科研小组及培养的一批研究生，编制了实用性较强的货船主尺度要素分析计算程序、船体型线设计和船舶性能计算的程序，并得到广泛应用。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预感到在船舶设计中考虑造船航运经济的重要性，便开始从事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法的研究。船舶不仅要有优越的技术性能，更要提高它的经济效益。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考虑船舶自身是不够的，还应将港口、航道等因素都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比如长江各港口将集装箱运到日本或东南亚，采用直达运输，还是先用较小的江船把货物运到下游港口，再转装大海船运往目的地，各种船以多快的航速运行为宜等等，都要做全盘的考虑和比较，以选定最经济的方案。将造船技术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主持了对5000吨级近海干货船、15000吨级远洋货船等的技术论证，并在1980年编写了《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作为研究生教材。
这一系列的工作让我意识到，造船业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产”和“造”，还需要“学”、“研”和“用”。要研究合适、高效的造船技术，要学习其他学科的优秀方法，将这些技术、方法综合应用到生产中去，才能给予造船业良性的促进。虽然目前我们国家作为世界造船大国，年造船量和接受订单都处于世界的最前列，但是就造船技术而言，与美、俄、徳、韩、日等造船强国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我相信：只要产学研用四方精诚合作，一定能研发出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造船技术和管理手段，将人力、材料、资源的使用量降到更低，并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更有优势地与其他国家竞争，实现造船强国之梦。
我的晚年
我从1935年开始学造船，如今已有77个年头，中国的造船业也已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速度，出乎人的意料。在这期间，造船业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也进入了人才更替的新阶段。
退下来以后，我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不应该浪费一分钟，勤劳一点，才可以衰老得慢一点。我每天上午大约花三四个小时来阅读十几份报纸，比如《中国科学报》、《中国海洋报》、《中国船舶报》等等，我一边收集材料，一边独立思考，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下午，我就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学习、工作，翻阅书籍，动手写点和船史相关的稿件。落笔写史，我要求自己做到多方求证，案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我的常用书。如今年迈体弱，行动不自如，每周只去一次办公室了。
坦白说，我会致力于船史的修缮源于我曾犯过的一个错误。1956年，我在编写《船舶概论》教材时，在造船史一章中，没有分清唐朝和南唐，后经读者指出，予以了改正，并且遵循一些专家的意见在造船专刊上作了检讨。我认识到，国内的很多船史书都存在错误，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我开始阅读《二十四史》中与船舶发展史有重要关系的一些朝代史，还读了《宋会要籍》、《太平御览》、《天工开物》、《龙江船厂志》等与船相关的历史文献。1962年起，我就陆续撰写了《中国造船发展简史》、《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等多篇论文，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近十年来，我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了《帆船史》、《轮船史》、《郑和下西洋史探》、《话说中国帆船》、《人、船与海洋的故事》等一系列船舶海洋科技史著作。少年儿童出版社认为这些书深入浅出，还选择其中的章节，精编出版了《大航海时代》一书。我希望，自己所写的书籍能够对青年学生有所裨益。
学者小传
杨槱，1917年10月生，造船专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及船舶运输系统分析等船舶设计新学科的开拓者和中国船史研究学科的奠基者，为中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40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2002年该校授予荣誉工学博士学位。杨槱教授主持并参加设计“沄州”号巡逻艇、15000吨自卸运煤船、经济型5000吨近洋干货船、15000吨经济型远洋干货船等多型船舶，主持并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海船稳定性规范》，推动了我国船舶稳定性的研究工作。
从1963年起，指导研究生对被动式减摇水舱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被广泛采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水运与海洋工程系统的技术与经济论证方面的研究。首先发起研制海洋货船设计计算机集成系统，主持编制的“主要尺度分析程序”与“型线设计程序”等已编入该系统，为我国造船科学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以来，从事船舶史和航海史研究，并出版了《轮船史》、《帆船史》、《郑和下西洋史探》、《人、船与海洋的故事》等著作。
